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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入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我的钢铁

2019-06-09 22:17:05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两岸入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我的钢铁

中国两岸经济整合会产生新的优势 加入WTO后,两岸经贸合作将向新的更深层次发展。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发展呈现出市场多元化、技术水平多层次的特点。要素禀赋特点与对外开放政策优惠已经成为外资投入中国的重要区位优势。贸易与直接投资不断加深往来,使得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当前,祖国大陆不仅成为港澳台投资的主要场所,而且成为港台产业转移的地点。港澳台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区域从南到北,再从东到西,经营规模由小到大,经营项目由劳力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选择的空间非常广阔。中国现在正在发展成世界上、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香港在内地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桥梁和窗口角色,今后仍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台湾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祖国大陆则有丰富的原材料和能源,为台湾经济提供广阔的腹地和市场。两岸经济现在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源互补交流,进入了结构性的深层次交流与关联阶段;与此相应,两岸经贸的效果也从单纯的出口贸易量的增长,逐渐深入到双方经济结构合理调整的进程之中。两岸加入WTO之后,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持续以这种具有比较利益的产业分工运作模式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将形成新的经济优势。 香港经济同内地经济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两岸加入WTO之后,香港在中国经济中以及东亚经济中的地位不仅不会削弱,反而更加强化。其理由是,香港近20年来在经济结构上已经与珠江三角洲有相当深度的融合,香港在华南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已经确立;中国加入WTO之后,华南以及整个内地对外贸易额必然进一步增加,香港作为贸易转口港的功能势必进一步加强;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需要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金融中心,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香港的经济体制直接与国际一体,两岸特别是祖国大陆加入WTO可以通过香港作为中介,借鉴有价值的管理经验。 内地和香港经济虽然具有结构互补、互惠互利的良好前景,但是,中国加入WTO为香港带来的也有挑战。对香港来说,内地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内地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另一方面,国际上大的跨国公司可能直接进入内地,从而形成与港商竞争的局面。现在的问题是,在两岸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明确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以便香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香港的经济优势与两岸其他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更大的优势。 人们已经在谈论21世纪将是太平洋和大中华世纪。两岸加入WTO应该是促进中华经济圈形成的积极因素。中华经济圈的形成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综合而成。在中华经济圈中,香港是一个特殊重要的因素,台湾也是一个特殊重要的因素。台湾经济有它的特色和优势,可扮演中华经济圈的科技及人才管理中心的角色,可以利用其资金、科技、人才和管理的优势,推动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同时使台湾经济克服其他资源不足和岛内市场狭小而形成的发展障碍。在两岸经济整合过程中,政治分歧不应成为障碍;经济问题应该借助入世的良好机遇,优先于政治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中国人应该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智慧。我们从近年台资绕过政治障碍大量进入祖国大陆,两岸经济交流日见频繁而有成效,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岸经济融合的趋势。据台湾媒体2001年年初报道,台湾科技企业已有30%在祖国大陆投资,另外60%也计划在2001年内评估或落实此类计划,合计90%的企业已经西移或有西移意向。 两岸经济整合的一个重要产业,是资讯电子产业。这是一个很有希望而且前景辉煌的产业。两岸资讯电子产业的整合,将使两岸的这一产业层次得到提升,资源利用更加优化,分工的格局更加合理,从而形成新的产业优势。祖国大陆将成为两岸资讯电子产业主要的生产基地;两岸资讯电子产业内分工会从垂直分工向混合分工转变;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生产将快速从产业下游向上游扩展;中文软件业在两岸产业整合过程中会涌现出更多人才,中文软件业会得到更大发展。这是一个具体产业可能出现的“梦幻组合”。应该努力促使其他产业以至整个中华经济圈都成为这样的“梦幻组合”。 中国在东亚经济区中的地位将不断提高 中国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亚洲国家之间贸易投资十分密切的关系,使得中国在东亚经济区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需要细心处理。但是近20年东亚的发展情形,给人以希望。90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冲击,但从长远来看,未必全是坏事,因为它加快了这一地区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的步伐。持续多年、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以及取得的实际成效,正使中国成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在亚洲,东盟经济合作圈、华南经济圈已初见雏型,东北亚经济合作圈也在酝酿之中。其中华南经济圈经济合作的互补互利性强,民间合作意愿,而且实际运作也相当成功。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更自觉地营建华南经济圈以及中华经济圈,建立主要由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参与的高层次协调机构,在全中国政治终统一之前,推动经济合作或一体化的实现。 上个世纪亚洲国家的主要精力用于处理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在主权获得独立之后,才有时间来处理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问题,现在才更进一步需要处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问题。在战后的年代,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但是,在新的生产力主要是科技有了大的进步的条件下,在全球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条件下,东亚国家战后初的经验都不能适应现在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在新的条件下,区域合作的经济胜过一国独立发展的经济,区域合作的经济更需要全球化经济的支援。华南经济圈以及中华经济圈是后起的经济现象,它适应与体现的正是这种新的时代潮流。 近十年东亚经济的发展十分耐人寻味。日本经济从80年代的上下来,徘徊十年而没有走出困境。90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机又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倒是中国经济度过了80年代改革初期的艰难探索,在90年代开始了收获的季节;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完成,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努力解决,但是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至少给亚洲国家带来信心。如果借助加入WTO带来的机遇,两岸完成经济整合,华南经济圈以至中华经济圈成功建立和顺利运作,那么对东亚经济的发展就是意义深远的了。 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十年内中华经济圈内香港、台北、上海三个不同功能的金融中心会继续成长,在整合的基础上终形成功能互补的金融“金三角”,在东亚经济区内占重要地位,为中华经济圈同时为东亚经济区做出贡献。 中国正在成为亚洲甚至世界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将把香港和台湾的经济优势整合进来,从而使祖国大陆制造业中心与其前后的关联产业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在传统产业领域,而且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开拓进取,进而与日本、韩国经济组成经济实力方阵,这样就可以同北美、西欧经济区同步前进。 中国将成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纽带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不平衡有所扩大,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形成不利冲击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和拓展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实现亚洲经济振兴,是迫切而理智的政策抉择。建议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在于克服东亚经济的脆弱性,使东盟与中日韩三个经济比较强大的国家建立一个有20亿人口组成的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促进东亚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 东盟重视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也重视与这些国家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总理朱钅容基应邀出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峰会,清楚表明了中国对东盟的重视以及中国对东亚区域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视。东亚自由贸易区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经济体,它可以配合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世贸组织(WTO),在全球化影响之下,在参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活动中,发挥互补和协调的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要把东亚自由贸易区从理念变成现实,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首先是东盟内部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建立经济贸易区面临许多实际困难。比如在缅甸与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落后,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相互很少发生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困难的。而在富裕国家如新马之间,贸易量则很高,占整个东盟贸易量的约70%,对建立自由贸易区有足够的动力。在富裕和落后国家之间如何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协调,如何进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需要探索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在区内形成共识,中国将在富裕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发挥积极作用,可以充当它们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目前印度支那半岛国家许多日用工业品由中国供给,湄公河作为这一地区的国际河流,对流域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中国积极介入东亚自由贸易区事务,对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已使东亚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复苏乃至整个亚太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近年东亚经济发展看,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经济已经开始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艰巨,要彻底从已经过时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中走出来,尚需相当时日。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将成为带动东亚地区经济走出低谷的重要力量。新世纪刚刚开始,中国已经拟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规划,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缺口数额巨大,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有很大吸引力。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不同,双方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中国入世不仅不会影响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而且将进一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和良性互动。 中国和东亚面临的新的经济问题 一个国家内部永远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国与国之间也永远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无非是历史遗留问题和新发生的问题。上个世纪的人类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接受了教训,增长了智慧,确立了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原则。进入新世纪,人类更应该有智慧和能力解决面临的各种新的和历史遗留的问题。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差别较大,利益取向很不相同,又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宗教信仰等,问题较多,整合起来很不容易,十分需要借鉴WTO的协商原则,经过多次谈判,耐心细致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和已经变化了的区域经济格局下,发展模式大概是应该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前存在的有效的所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是政府主导,再一个是出口导向。东亚国家和地区依靠这一发展模式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政府发挥了对一部分不发育或残缺的市场机制的替代功能。但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以及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政府应该弱化其替代功能。这是符合WTO精神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在利用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更新换代、旧的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机遇,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大量出口,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对推动东亚经济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样做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过分依赖外部特别是美国经济,一旦外部经济条件恶化,本国经济将受到较大影响。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要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程度。这样做,可以减少政治腐败,也可以降低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增加其独立经营能力,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更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提高本国经济的自主性,以减少外部经济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可以矫正经济结构的畸型化。 世界着名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对东亚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做过比较研究,他指出:东亚国家每一项投资的增长都很快,而且有形资本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而在发达国家,资本与劳动投入在产出中的作用相对较小,技术增长的贡献则很大,技术增长是经济发展主要的因素。东亚是属于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地区。东亚国家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及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都很低,资本投入不足严重限制了人力资本的产出,反过来影响到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他认为,有形资本积累在东亚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有形资本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无形人力资本产出的提高;有效地积累资本对东亚国家十分重要;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时,无形的人力资本所占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新的出口导向和市场导向的投资有助于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私营企业不断提高完善自身,无官僚作风,它们能针对市场作出迅速的调整。今后东亚的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持资本持续增长;二是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无形资本投资的差距。这些意见我认为应引起东亚国家重视,更加关注技术增长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源泉。 长期以来,追求实用科技是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科技发展的特色。但是在近十年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东亚在科技发展方面的问题已经明显暴露出来,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提高对科技发展的分量。 东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打破了东亚以日本为中心的“雁行经济发展结构”,开始出现新的格局。日本经济十年低迷,无法适应新的国际激烈竞争。日本需要进行产业结构改革。但是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目前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如果能够成功完成经济结构改革,对东亚经济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东亚国家和地区应该重新明确自身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转变之后,应根据WTO原则在经济合作方面向互补互动转变。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要素流动性较弱,尤其是经济较落后国家的服务、资金和人员的流动更少。经济的自主性和开放性应该互为补充,以要素流动促进内部改革和区域合作。 对东亚许多国家来说,要取得持久的经济增长,政府必须重点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解决腐败问题,提高公共机构服务效率,缓解贫困居民缺乏社会保障的问题。还要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投入力量,以保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秩序。 中国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口与其他经济资源不对称。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特别是农村人口多,向高次产业转移困难。现在已经不是西方工业革命时代,人口多还有向外开拓的土地,现在多余的人口只能主要在国内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就业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但是近期中国经济成长一直比较稳定,增长速度较高,则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较好的环境条件。祖国大陆如果参考台湾的经验,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教育投资,加大农村和农业开发的力度,以土地资源满足农村人口就业,是不成问题的。民营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有活力的部门,促进民营部门更快发展,是拓宽城乡就业渠道的重要举措。建立和完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加入WTO,为中国推进法律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需要进行多项法律改革。现行法律需要根据新的经济关系重新审议。立法供给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这要求立法不仅在质上要有较大的提高,而且在量上和结构上也要发生大的变化。特别是行政法规应该尽快修改和完善,以便行政部门的行政有法可依,规范行政,提高效率。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应该加快。在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应该进行企业结构重组和重新定位。计划经济时代留给国有企业的问题应该尽快得到解决。国有企业只有进行彻底改造,才能适应走入国际经济舞台进行竞争的环境。 金融体系要逐步实行对外开放与国际体系对接。地方民营银行具有经济便利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但应该加强规范运作,加强中央银行对其监管的力度。人民币应随金融体系对外开放调整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 加入WTO和启动西部大开发,意味着新的一轮民营产业和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浪潮。应该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中国西部,使西部资源优势得到开发,转变成为实际的生产力,同时改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相信,只要我们正视问题,总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 (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改院院长 高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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